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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章在小说的神话宇宙中探寻自(3/7)

如说是受到森林内部的地形学结构所衍生出来的神话世界的诱导,开始了那个故事的写作。很明显,战争的阴影作为现在进行时的社会事件(同时也是历史的一个断片)投射到了其间。

但是,我当时未能切实抓住此间显露的“历史”头绪,并沿着这个线索进而描述村落地形学结构和人的“历史”是如何纠结到一起的。我初期的小说写作手法,很像是由一架始终固定在现在视点上的摄像机拍摄的电影(虽然登场人物的内心也得到了充分刻画)。

不过,到了《万延元年的Football》“历史”粗野地闯了进来,和村落地形学结构中发生的事件形成了二重结构。万延元年(1860)和1960年相隔百年,相互映照,绵绵不断地相互激发出意义。而正在进行时的悲剧性社会事件,几乎都已经落幕,现在正当头尾相距一百年的两个事件余波(aftermath)即将平息之际,一个可以重新解释小说整体意义的暗示被发现了。

这暗示就是拆除“老仓房”时发现的秘密地下室。农民暴动领袖在暴动失败后,应该是离开了这片偏僻闭塞的土地去开放的城市,参与到了日本现代化的社会进程中,因为他寄回来的信件所传递的信息,不仅谈到本国的社会形势,还有同时期国外发生的事件等内容。

但现在终于明白,事实上,这个人一直幽闭在秘密的地下室里,以写信结束了余生。小说最后一章的题目是“复审”也就是说,在小说的发展过程中,作为小说二重结构之一端的“历史”在这里又呈现出了二重结构,向那些在小说内部的现在仍然存活的人们昭示,面向未来,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从而鼓励他们去选择。当然,实际上如何选择,是由生活在今天的人们自己决定的。

而促成我把“历史”引入《万延元年的Football》的动因,是故土那些伴随我长大的民间传说。如果说,作为小说舞台同时又深深浸入小说主题的村落地形学结构,是我童年时代的视觉环境,那么,我同时也是在由这些民间传说形成的听觉环境的结构中长大的。这是在写作《万延元年的Football》时我从两个层面重新认识到的。

首先,是祖母和母亲讲述给我并滋养了我的成长的乡村民间传说。在写作《万延元年的Football》时,我的关心主要集中在那些叙述一百年前发生的两次农民暴动的故事。

祖母在孩提时代,和实际参与这些事件的人们生活在同样的社会环境里,所以,她所讲述的民间故事,常常会添加进她当年亲自见过的那些人的逸闻趣事。祖母有独特的叙事才能,她能像讲述以往那些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那样讲述自己的全部人生经历。这是新创造的民间传说;这一地区流传的古老传说也因为和新传说的联结而被重新创造。

她是把这些传说放到叙述者(祖母)和听故事的人(我)共同置身其间的村落地形学结构里,一一指认了具体位置同时进行讲述的。这使得祖母的叙述充满了真实感,此外,也重新逐处确认了村落地形的传说/神话意义。

我通过祖母获得了把山村的森林、河流以及更具体的场所和传说/神话意义联系起来解释的训练,并进而发展到我会把自己编织的新的传说,附着到某一场所或一棵大树上。

我想,祖母和母亲是村子里演述传说故事的女性(她们经管着一个小小的村庙,和当地已经存在并且在全国已经体制化了的神道系统的神社不同,村庙是乡俗信仰的对象,道教式的,靠个人捐赠和义务奉献维持),我是一个被村子里的儿童疏远的孩子;这两件事,在我如此度过的童年里具有重大意义。

另一个动因,则直接来自1945年战败后不久举行的秋收节。这赛会在战争期间已经自行停止,是由农民们重新恢复起来的。操办秋收节的最活跃分子是从军队复员回来的年轻人,在重新适应农村日常生活之前,他们首先想在非日常的节日气氛里享受一种休闲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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