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我生于日本列岛的一个岛屿上，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后来东京大学文学法国文学科，学习现代的法国文学与思想。虽然从大学时代起我一直视为恩师的渡边一夫博士是研究弗朗索瓦·拉伯雷的专家，但对于一个以远离法语圈的语言为母语的大学本科生来说，法语特别是十六世纪的法语实在是太难于接近了。汝奇初次见到庞大固埃王时曾若悬河地历数他所能想到的所有语言，但即使在这一著名的篇章里，也没有提到和日语近似的语言。

伴随着构成《掐去病芽，勒死坏》的想像力世界的完成，在那个从黑暗的森林逃到“外”的“我”的上，寄托了我自此以后的作家生活的一贯主题，这是顺理成章的。

在写于1967年的《万延元年的Football》里，我分为两个人，返回在前面说到的两作品里初步形成的森林村庄的地形结构之中，重新认识这一“场所”而就在一场洪把村庄和山下的村落、小镇、城市隔绝开来期间，兄弟两人(哥哥是旁观者，弟弟则是一个行动者，戏仿式(porody)地重新发动在东京未能实现的革命，或许也可以说他是一个表演者)共同经历的悲剧过程，这就是小说的故事内容。

在小说里，兄弟两人重返几年前离开的故乡，乘坐士在森林里长时间穿行的情景，极富象征意蕴。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但那分明是向神话般的地下世界——黑夜与死亡的世界——坠落。兄弟两人将要回归的“场所”正是将近一百年前发生过重大社会事件——农民暴动、给他们的父祖们带来家族悲剧的地方。

在《掐去病芽，勒死坏》中，从“外”闯的少年们，和被封闭在这个“场所”里的朝鲜少年，还有这个“超市天皇”共有一个隐秘的符号(被标记上的正、负对立的符号)。两个主人公的长兄，就是在战后不久爆发的朝鲜人村落与这个村的年轻人的冲突中丧失了生命。

“从凶残的村民中逃脱，在夜的森林中奔跑，我不知应该怎样才能免遭杀害。我甚至不知自己是否还有继续奔跑的气力。我只是一个疲惫至极，愤怒至极，在饥寒加中颤抖泪的孩。突然，起风了，追赶而来的村民们的脚步声随着风声愈发迫近。我咬牙关，站起，向更加黑暗的树丛、更加黑暗的草丛跑去。”

前面已经提到，在写作《掐去病芽，勒死坏》时，作为一个年轻的小说家，我与其说是在构想小说，不

哥哥这个人在小说中以第一人称充当故事记述人的角，是导致我以后的小说叙述保持连续的原因。

1960年，弟弟作为新左翼学生运动的领袖参加了大规模的反对日安全保障条约的市民运动，亲经历了运动的失败。由此上溯百年以前的万延元年，正是推行开国的外政策的领导人被暗杀的年份，也是由日本人负责驾驶的蒸汽船首次到达洲大陆的年份。

他回到村，组织起一伙年轻人，准备袭击在这地方新近现但将要控制村民经济生活的超市。作为训练这伙青年人集行动的方法，他组织了一支Football球队，在村里的小学场上练习。

对于弟弟来说，学生运动的受挫经验，化成了心灵的创伤，而这又因为他参加一个向国公众谢罪的青年剧团在国各地巡回演而变得复杂。

在这个袭击超市的计划中有一个带有神话意味的曲。这个超市的经营者，是当地(四国岛上有代表的小城市也包括在内)一个势力广泛的资本家，被称作“超市天皇”据说是个在日本的朝鲜人。

这本来是为了卖给正在筹划把废旧材料运到小城建造餐厅的“超市天皇”但当房拆毁的时候，两兄弟的作用也清楚显现了来：除了上溯百年前的原型，也就是作为旁观者和现存秩序维持者的哥哥和行动者、革命家的弟弟相互对照的存在形态，实际上还存在着第三功用。

死了的弟弟就那样死去了，但这件事情却给侥幸生存的哥哥以启发，促使他发现新的生存方式。

日本的新作家大多从写作短篇小说起步，我以《饲育》获得被视为登上文坛标志的文学奖，那是在1958年，《掐去病芽，勒死坏》也在这年完稿，我由此开始了作家生活。

(四)

，从理解村落的地形结构开始到全面接这里的日常生活(甚至包括主办自然产生的节日赛会)的少年们，还有一小分被这些新村民作为伙伴接收的人——在村落里一直被歧视的旅日朝鲜人的孩(村民们急逃跑时也没有带上他们)和因为生病而被丢弃的少女、开小差的士兵。

不过，虽然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作家，但随着经验的不断累积，仿佛这些经验本推动我接近了米哈伊尔·赫金的拉伯雷研究，并从中多方面地获得丰富自己小说的内容。总之，当我还是一个在校学习的大学生时，就已经发表了小说。

袭击超市的暴动(弟弟曾将之称为“想像力的暴动”)失败了，弟弟自杀。哥哥决意再次离乡外，寻找新生之路。临行之前，他拆毁了在这座森林山谷的村落里发挥象征作用、被称为“老仓房”的老屋。

在小说的后半分，疫病行的疑虑消除，村长和村民们返回村，开始追究他们不在期间侵犯村落的犯罪行为(不仅是质方面的所有权，据说孩们主办了节日赛会，这关联到神方面的权力)，多数孩屈服于村长的威胁而承认有罪，只有一个持反抗的少年“我”在将被整肃的危险关逃村外，小说在此告终。可是，在小说的初稿里，我写的是这个少年被残酷地杀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