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然看到不少…可以说，只要在农村，不管哪个村庄，他都能看到这种宁波话叫“桥头老三”的人。

这些人因为穷，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是最高的（为了钱当叛徒。比例也是很高的），也不怕死，反正什么都没有，打胜了吃香的喝辣的，若是打了败仗，大不了十八年后重新再在这个世界走上一遭，他们又有什么事情好害怕？军队中最勇敢的就是这些人。

当然，因为他们流氓无产者的本性，破坏军纪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但事情既然有两面性，就要看到底哪一面更重要些，人无完人嘛！战争年间，一个有缺点的勇士总是比一个老好人懦夫更受到将领喜欢。这些流氓无产者在军队这么些年，一些成了坚定的无产者战士，有的成了高级将领，有这些例子，杨沪生自然不会觉得流氓无产者是如何可怕了。

不过杨沪生也明白军队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强调极端服从的地方，如自由散漫，下场轻者关禁闭，重者掉脑袋，这跟地方没什么可比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军队那个大熔炉管束下，可以将一个懦夫变成一个勇士，而在地方，懦夫只能是懦夫，环境使然罢了。

同样的一个人，在军队，杨沪生觉得是个人才，到了地方，恐怕史秉誉就会觉得是个罪犯了。让整个社会都变成军队？这好象太过分了。

“这个…”杨沪生沉吟了半晌，不大自信地说道：“你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真要绝大多数都是懒汉，社会还如何进步？…而且不管怎样，既然是中国人，管他是地主还是懒汉，我们总要让人家活下来不是？就算大多数人是懒汉，我们也要看到这是旧有的生产关系造成的，是旧有的社会制度造成了这样畸形社会。我们不能怨天尤人，只有想方设法改变才对。”

见史秉誉要插嘴，杨沪生摆了摆手，继续道：“关于这些人，强迫他们劳动显然是不行的，你越强迫，人家越有抵触情绪，就是在监督下干活，他给你偷工减料，虚耗时间，到时候低效率也是必然的，我看还是采用开展思想工作比较好。”

史秉誉正想讥讽杨沪生“政治工作万能论”杨沪生已经掰着手指头，自顾自讲起如何改造那些懒汉了。

按照杨沪生的说法，人，都是有自尊的。懒汉和新生政权并没有敌我矛盾，而且依照这些人的性格，他们逆反心理很重，你要是批评、规劝，人家不当耳旁风才有鬼。要是强制劳动，这又是将政府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扩大化，属于得不偿失。

对待这些人，只能采用跟他们算帐：算算他们一年要吃多少粮食，那些粮食都来自什么地方，算算他们一年穿的衣服有几件，一年中忍饥挨饿的日子有多少天，冬天到了少衣服穿挨冻的天数又有多少？

要算算大娘纺线能补贴他多少，现在机械化大生产了，这些补贴是否还能有以前那么多（当然不能将矛头对准机械化大生产，让那些懒汉对工业化抱有敌视心理。要告诉他们只有工业发达了，大家才有更多钱过上更好的日子，碗里才能天天都有肉。这种天天吃肉的日子对现在百姓而言，就如同苏联人所言**社会就是土豆加牛肉，或者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样显得很是虚无缥缈。）？再算算体弱的大叔上山打猎，下海摸鱼能救济他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