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争执。此时崇祯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有两条，一是“叛逆”二是“擅主和议”

通商的事也就罢了，可是这袁崇焕的事确实十分敏感，周延儒又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不可，此事万万不可，皇上如今袁崇焕的罪名还没有审清怎么就能轻易的交给李开阳呢，若是冤枉了好人岂不是令人寒心么！”崇祯这时把他的这个老丈人恨得直咬牙，他现在最想的就是把皇太极这个瘟神送走，可是李开阳提出的要求也不是不能考虑，可是自己的这个老丈人总是和自己做对，又不能把他怎么样。

“周大人，这你就错了，李开阳信上写的很明白，要治袁崇焕背信弃义的罪，这背信弃义指的是什么，自然是通敌卖国，随后又要对付他李开阳了。如今证据确凿还有什么好说的，不过念在袁崇焕毕竟于我朝有功，皇上仁慈不愿意亲手杀他，交给李开阳未尝不好，这样李开阳才能为皇上更加的效力。”温体仁又站出来和周延儒做对。你到温体仁为何总是帮我，那自然是收了我的好处，这温体仁是浙江乌程（吴兴）人，在《明史》中列于《奸臣传》，有了这个“背景”我自然是放心大胆的贿赂他。

这时朝臣之中，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其余三成则附和崇祯皇帝的意思，其中主张杀袁崇焕最着力的就是首辅温体仁和兵部尚书梁廷栋。温体仁不用说了，他本来就和周延儒是死对头，几乎逢周必反，在加上我的好处自然卖力，至于梁廷栋，他和袁崇焕是同年，同是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又曾在辽东共事。当时袁崇焕是他上司，得罪过他，他心中记恨，既想报仇，又要讨好皇帝。

而崇祯身边掌权的太监，大都在北京城郊有庄园店铺私产，八旗攻到，焚烧劫掠，众太监损失很大，大家都说袁崇焕引敌兵进来，太监最是贪财，对袁崇焕这个造成他们财产损失的“罪魁祸首”自然也就越发的记恨。此外还有几名御史高捷、袁弘勋》范土等人，也主张杀袁崇焕，他们却另有私心。袁崇焕下狱之时，首辅是钱龙锡，他虽曾批评袁崇焕相貌不佳（当官根相貌有什么关系，真是狗屁不同），但是好在他一向对袁很支持。高捷等人在天启朝是曾附和魏忠贤，惩办魏忠贤一伙奸党的案子叫做“逆案”高捷等在案中有名，只不过罪名不重，还是有官做。钱龙锡是办理“逆案”的主要人物之一，高捷一伙想把袁崇焕这案子搞成一个“新逆案”把钱龙锡也圈进在内拉他下马。“新逆案”一成，把许多大官诬攀在内，老逆案的臭气就可冲淡了。

最后就是满桂部队最初败退到北京时，军纪不佳，在城外扰民，北京百姓不分青红皂白，把罪名都加在袁崇焕头上。于是个人的私怨、妒忌、党派冲突、谣言，交织成了一张诬陷的罗网，袁崇焕的罪名几乎就已经是无法洗脱了，把他交给我，崇祯皇帝自然就省心了，还能让袁崇焕做出最后的贡献，何乐而不为呢？

终于崇祯皇帝在一些大臣的支持下力排众议，答应了我的两个条件，但是为防止我变卦或者是不出力，要求我将皇太极驱逐出京城范围后才把袁崇焕交给我，并且签订国书。

这好办，只要他答应就行，书信如此一来一回，费时数日，孙元化的步兵已经按照我的要求到达了指定地点，而我军也放弃了遵化，永平等地，狗急跳墙，和皇太极的这一战我只想打疼他，可是不能打毛他，否则反咬一口绝对够我受的，别忘了他带来的是八万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