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在七月二十六日的中时晚报上，读到记者陈香兰引述师大附中辅导室主任黄福的话——“劝社会大众不要任何的判断，因为任何涉及情的判断，事关小孩的名节。”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学校教材为什么提都不敢提？！

整个台湾的中学教育，依然对情和充满盲目的戒心，像清末的人怕照相机会摄去魂魄那样。课本里可以歌颂任何一人类的情，就是不提情，好像人类文明，跟情或都没有关系似的。

名女学生可能因彼此的情关系而有此举动…校方希望外界勿臆测而造成死者家人及其他人的无谓困扰。学校人员指，当以此事向该班学生询问有无迹象时，同学们多笑了，认为不可能。”

我一直认为，这个的发言，正标示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地文化度的差距。中国的什么时候可以面对同恋，就稍有可能靠近多元化的社会一小步了。我这一天真的、对台湾的自信，被你们在整个事件中表现的价值和行为，打得粉碎。

自杀事件发生了以后，被建议在中学增设的课程里，依然只见“宗教”、“人生”、“哲学”的课，没人敢提“情”或“”半个字。台湾一定得这样乡愿吗？我们不都是在情的幸福中，肯定了生命与自我吗？

我和北一女向来没有关连。北一女的师生怎么想，怎么，可以与我毫无关系的。

如果真的有人笑了，会是哪一笑呢？是“这个问题真荒唐”的笑？是“怎么扯到这上面来”的笑？是鄙夷还是害羞？到底是什么地方可笑了？

我们有什么权利去宣称“这不可能”、“那不可能”？她们在遗书中都已经不愿多说了，你们为什么还要任意代她们说明、裁决？！如果你们要“外界”尊重死者沈默的本心，那你们的尊重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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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大学几年前曾组了教授团访问中国大陆，晚宴席间，不知怎么提起了同恋的话题。当场一位什么青年会的“”就站起来得意洋洋的宣称：“我们中国，绝对没有什么同恋！绝对不可能！”

我再调一次，我无意，也没资格揣测两位死者自杀的原因。当她们已经用生命来换取一个存在下去的空间时，我们生者只能默默承受，而且尊重她们的选择。

我没有看见任何一“本质”上的努力或觉醒。

我不相信你们笑了，我认为那位“学校人员”叙述有错。我不相信始终被报导为“充满哀戚”的你们，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同学们多笑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们把两位少年人之间可能发生的一情，当成了可笑的对象？当成了可怕的、避之唯恐不及的洪猛兽？

你们已经一再表明了，不能再让这样的事发生。可是你们有尝试稍稍改变她们所谓“在社会生存的本质”吗？我没有看见。

这对情的洁癖，到底是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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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节？！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睛。这两个字，是从宋朝哪一位理学腐儒的书上剪下来的？！

可是，当我对着两位少女遗书里那段——“使我们觉得困难的，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挫折或压力，而是在社会生存的本质就不适合我们。”时，我实在觉得有义务要提醒你们，不论死者自杀的原因为何，请你们想想，你们所以会拒绝面对、会极力排斥、会极度困扰，可能正因为你们就是那遗书中所说的“在社会生存的本质”啊！

那你们要如何“不再让这样的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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