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亏了那本家照相簿才留在这家人手里的背包中，除装有几件替换衣服外，还有民地商品店的账册和营业税单据、储蓄存折、一串原来属于策拉特先生的母亲的红宝石项饰，由我的病人藏在一袋消毒剂里，再就是那本一半由拉斯普的篇章、一半由歌德的著作合成的教科书，它也一同西行了。我的病人说，整个旅途中，他的膝上多半放着家照相薄，有时也放着那本教科书，翻阅着，尽四肢剧烈疼痛，这两本书却赐予他许多个愉快的、沉思的时辰。

当那个同施丢特贝克如此相像的年轻人正要从玛丽亚-策拉特太太手里夺走背包并终于夺走时，策拉特先生在最后一刹那间从背包里一把抓过幸好放在最上面的那本家照相簿。团伙首领然大怒。可是，我的病人打开照相簿，给那小伙看他的外祖母科尔雅切克的照片。小伙也许想起了自己的外祖母，便放下了玛丽亚太太的背包，两手搭在他的波兰多角帽上致意，对着策拉特一家说了声：“再见！”又抓起别的乘客的箱代替策拉特家的背包，带着他的人离开了车。

策拉特先生正好想要改变我的看法。他说，这个游击队员同其他许多假游击队员正相反，曾经是个真游击队员。他声称：游击队员从来不是临时的，而是一贯的、长久的，他们把被推翻的各届政府扶上台，又推翻借助游击队之力才被扶上台的各届政府。据策拉特先生的论——这本该使我明白，在所有从事政治的人中间，本难移、自我分化的游击队员是最有艺术家天赋的，因为他们把自己刚创造来的东西随手就扔掉了。

我忘了写，所有的人都坐在或躺在草上。下午，火车开了，几个妇女嚷：“我们又开回但泽去了。”但这是个错觉。火车只是调轨，接着又朝西向斯托尔普驶去。到斯托尔普这一段走了四天，因为列车在车站外的路段上经常被以前的游击队和波兰青年团伙截住。这些年轻人打开车的门，放一新鲜空气，把污浊空气和一些旅行行李带车。每当年轻人占领策拉特先生所在的那节车时，那四个修女总要举起双手，握住挂在修女服前的十字架。这四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给年轻人印象很。他们先画十字，随后把乘客的背包和箱扔到铁路路堤上。

我自己的情况也差不离。我的编结刚在石膏里定型，我就一拳把它砸碎了，这事不是经常发生吗？我尤其想到我的病人几个月前给我的委托，他要我用简单的线绳把俄国的信仰治疗者拉斯普和德国的诗人君主歌德编结为一个人，据我的病人的要求，这个人还得跟他，跟我的委托人，十二分相似。为了让这两个极端终于有效地产生一个结合来，我不知掉了多少千米的线绳。可是，要让它像我的病人，像

我的病人要求我这样往下写：摇晃与震动，驶过岔和轨，伸开四肢躺在一节车不停地震颤着的前轴上方，这都促他长个儿。他不再像以前似的往宽里长，而是往里长了。虽但不发炎的关节松开了。甚至他的耳朵、鼻和生官，如我所听到的，也在货运车撞击轨时变长了。只要运输列车在野外行驶，策拉特先生显然不觉痛苦。只要列车一停，又有游击队和青年团伙来访，他就会受刺痛和拉痛的折磨，如前所述，他就用镇痛照相薄来对付。

据他说，除了那位波兰施丢特贝克以外，还有许多别的青年盗和一个年岁较大的游击队员对照相簿发生过兴趣。这位老战士甚至坐下来，上一支香烟，不慌不忙地翻看照相簿，一张照片都不漏，从外祖父科尔雅切克的肖像看起，跟踪照片丰富的家的兴旺，直到玛丽亚-策拉特同她的一岁、两岁、三岁和四岁的儿小库尔特一起拍的快照。我的病人看到，他在观赏几张家田园生活照片时甚至微笑了。只有几张照片，已故策拉特先生上装上的党徽和拉姆考农民协会负责人、娶了邮局保卫者扬-布朗斯基之寡妻黑德维希的埃勒斯先生衣领上的党徽太过于明显，怒了这位游击队员。我的病人就在这位持批评态度的男人的睛底下，用一把早餐刀的刀尖刮掉了照片上的党徽，才使他到满意。

官说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义、本质和历史，因为这名军官已经下了车，拉上门，反锁上了。

那个社会民主党人拿一纸证书给小伙们看。这是他在但泽或格但斯克时，波兰当局证明他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是社会民主党缴纳党费的党员的文件。小伙们没有画十字，一掌击落他手里的证书，抄走了他的两箱和他妻的背包。连这个社会民主党人垫在下的上好的大方格冬大衣也被带到了新鲜的波莫瑞空气中去了。

可是，奥斯卡-策拉特先生仍说，这些小伙给他的印象是既能于又有纪律。他说这是由于受了他们的首领的影响，他们的首领尽年轻，刚够十六岁，却已经是个人的样儿了。这又使策拉特先生既痛心又兴地回想起撒灰者团伙的首领，回想起那个施丢特贝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