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的阿爷正日益变得狭隘。他把一生的追求,都浓缩到对我的爱中。而我正在长大,人生的欲望正在膨胀,他的爱对我已像穿小了的衣裳一样,全身心不得舒展。但我毕竟是爱阿爷的,我历来把伤他心看作不可饶恕的罪过。因此,谁能知道,在我和阿爷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我的心每天都在受毒刑。
通知书并没有来。
我简直不愿待在家里,既不能忍受祖孙俩装聋作哑的交谈,又不能忍受等待的焦躁。我对阿爷已闹了几回小脾气,并越见他忍气吞声我越想闹。我希望我和他最后闹翻脸,来个不欢而散,俩人都可以在分离后的日子里少些思念。我可以走得爽快些,义无反顾些。可阿爷是个受气包,只一味讨我好,我简直难受得要死了。我狠着心说出几句难听话,想刺伤他,他偏偏装着无所谓。我不得不使自己残忍起来,这样两个人也许要舒服些。
现在想来我很后悔,那些天我和阿爷应尽情亭受最后的日子,但我们过得很不顺心。我把阿爷给我最后的慈爱给白白糟蹋了。
等待太漫长了,完全用不了这样长时间让我做出发的准备。我把自己平时存的小零钱给阿爷买了毛线,织了一顶罗松帽。过正月十五,阿爷出门买了些采芝斋的元宵馅。见他那完全不保暖的稀发,我拿出刚织好的帽子来,叫阿爷往后出门千万戴着它。
阿爷一见帽子,顿时明白它的意味。它将代替活泼泼的孙女伴他度过风烛残年。它将给他实在的、具体的、但不再是活生生的温暖。它温暖着他并不重要的一部分,而他最重要的那部分,将在冷寂中裸露,直到死。他摸摸我的脑袋笑了,表示尽管如此,他已十分领情了。
吃元宵的时候,他似乎豁然开朗,对我叮嘱出门的种种事项,我也感到松了一口气。
然后我吞吞吐吐说起有关家庭成员的事。我说为了避免麻烦,并没有把阿爷写上去,希望他体谅我,等等。
阿爷一听就明白了,频频点着头,识趣而尴尬地连说:“晓得了,晓得了。”
“阿爷,你没有不开心吧?”我担心地盯着他。
“没有没有。军队里很严,我晓得。你到了部队也顶好不要提起阿爷,哦?”“阿爷…我对你顶顶好噢!”我意思是:我向来都把你当亲祖父的。
“晓得晓得。”阿爷笑眯眯的。但我看出这笑容很空洞,很乏力,还有几分惨。
“下次回来,我不去看阿爸姆妈,就来看你噢…”“阿爸姆妈要看的。”
“先看你!”
“先看阿爸姆妈!”
“先看你!先看你!”
我和他像吵架一样推辞着。
阿爷先不响了,低下头,仔细看着自己一双抖得不像样的手,像不认得它们似的。
沉默了。沉默在延长。看样子要无限延长下去。越长久的沉默在此刻越显得可怕。人在这样的沉默里只能越来越胆怯和笨拙。越是胆怯笨拙就越没有摆脱沉默的指望。
我只好早早就睡下了。睡到半夜,听见阁楼上有响动,分明是阿爷的拖鞋声。深更半夜,他去爬那快被遗忘的阁楼干什么?
我看见尘土飞扬中,阿爷坐在一把不用的藤椅上,膝盖上放着一堆陈物:有那个蚕沙枕头,还有一堆花花绿绿的小鞋。阿爷失神地看着我,脸微微抽动,似乎为自己失常的行为难为情。
“阿爷!…”我站在楼梯口,莫名其妙地大哭起来。张大嘴,哭得惊天动地。
阿爷被我哭得越发难堪,坐立不安,欲劝无词。他抱着那堆乱七八糟的回忆,站在那里一筹莫展。
我看见阿爷的模样更加哭得不可遏制。尽管我心里在哀求自己:别再哭了,在这时候哭要让两个人的理智都完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