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总结，午饭前又抓住最后一时间同产局长郝生德等同志谈渔修厂的隶属问题。午饭后，便和市委收记的同志们一起发到北京。当晚便开始学习中央《五·一六通知》。

梦也没那么快；学习《通知》，也就是到京第一天的晚上，他便听到对他所写《老生常谈》的批评意见；到京一周，华北局领导同志正式通知他作检查，并面对面作了“严肃批评”；5月30日，批判《老生常谈》的简报已经发下来。接下来的二十天，便是四次“及灵魂”的检查和大会小会的一次比一次猛烈的批判。反映在胡昭衡的日记上，开始用“批评”两字，后变成“批叛”；开始是在书记会议上接受批判，后变成“开天津大会，批判。”从日记上摘几段：

1966年6月3日…下午在书记会议上检查，讲了两个半小时，随后大家提批评意见…

1966年6月4日…下午开书记会议，对我继续批评…

1966年6月7日…开了一天常委会，继续批评我…几位同志重批判《老生常谈》与我的作风…

1966年6月8日…下午开常委会，继续听×××等三同志对我的批判…

1966年6月11日…上午常委会，对我行批判；下午常委会对我批判，晚上翻阅批判材料…

1966年6月14日…整日开常委会，对我继续批判…

1966年6月5日…上午写检查材料，下午开天津大会，批判。

1966年6月16日…上午准备检查，下午，大会继续批判，晚继续准备检查…

这二十天，用胡昭衡的话讲：全是在泪中过来。开始独个儿泪，后来与妻林以行相对泪，再后来又加一个秘书崔广兴，三个人默默泪…

其实，无须讲从九天跌下地狱，也无须说什么向林和神上的大折磨与损伤，只须远远望一就可以明白一切。

去北京时，胡昭衡满黑发，红光满面，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发白了一半！他的妻林以行是天津市委组织副长，抗战八年经受了火线上最严峻的考验，这一次她比胡昭衡晚到北京三天，又比胡昭衡早两天白了一长缕发。传说伍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人人都知这个故事，人人都以为传说不可信。胡昭衡和林以行二十天愁白了，可是有上百人亲目睹。

然而，每天早晨仍然可以看到胡昭衡跑步、，晚上仍然可以看到胡昭衡与妻林以行安详地散步、聊天。这就是秀才当过兵，既有丰富的情，又有的意志力。

他失眠、痛、全疲惫到极，脑却始终于兴奋状态，即使前一黑，不得不仰靠椅背静躺，思想仍在兴奋的极峰上明光闪烁。他竟想得一首诗，后来写人日记中：

“二十天脑里凝结的想法记述如下：

“烈火烧，锻炼自己；依赖群众，依赖组织；脱胎换骨，改造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决革命，革命到底。”

这首“诗”的时代痕迹很重，可是，有几个时代中人能不留时代痕迹？重要的是充满铿锵之声而非颓丧之音。这诗是伴着弥漫过来的乌云，伴着远隆隆的不绝雷电酝酿而成；是随着骤然卷起的狂风，一闪惊心的电光和猛烈倾落的暴雨一涌…

胡昭衡立起，走到窗前。大雨已经充实了天地之间的一切空隙，横的竖的，白茫茫，冷飕飕；四面全，八方俱响，没有一不迷糊。屋檐上落下成排的急，被风着迸溅星泡沫，经过纱窗，变成一无从辨别滴的纤小珠飘过来，在胡昭衡的衣服、脸孔和愁白了的发上化作一层冰凉如苔薛样的分。他连续这有凉冰冰渗透力的气，脑更清醒几分。他的嘴角忽然一丝自嘲的苦笑。

突然吗？不。怪只怪自己没看问题。

迷信人讲话，发生大的事变之前，都是有异兆的。

两个月前，下午四时十二分，他正在主持市长办公会，忽然一阵地颤，房屋摆簸，人大。“地震！”谁惊叫一声，会议室里的人于本能地起来朝外逃。是他一声大吼，像施了定法一样定住这些人：“站住！都给我回来！”他的目光好凶啊，声音与其说吓人，不如说是镇人。“你们都是市里领导，你们如果惊慌成这样，办公楼里的人会成什么样？影响得全市又会怎么样？”

人心迅速稳定下来，多数人只叹一声：“市长到底是当兵的，枪炮里来的人有静气。”可是胡昭衡却不曾细想，1966年后，人心越来越亢奋、浮躁、激颤、不安。这是为什么？稍有事便一惊一乍，这是为什么？

陈伯达从家乡回来，脸不好看。喝过酒，他才吐心里话：“可能要事，很可能事…”问之再三，才不自在地解释，说他家乡的山上有块大石，协调山河立得位置很是地方。农业学大寨，石被破坏了，横看竖看不协调，坏了风…

这件事可以有多理解：

“迷信是人类本存在的一分，在我们以为已把它全清除了的时候，它却藏在最人意料的角落里，而一旦它相信自己是万无一失，就又突然也冒了来。”

“不迷信的人讲述信的话，往往是自我心灵抚的一办法。”

“对人来讲，迷信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要自要稳定情绪但又不致于糊涂到无所作为，于是就有了讲讲迷信话的乐趣。”

胡昭衡就没有想想，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什么事才会使陈伯达这主张骨灰田的唯论者拾起迷信话来自己吓唬自己？

继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有心者本应看，无论拿谁作文章，斗争其实发生在上层。

1966年2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写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一心将“批判”限定在学术范围内。可是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对《三家村札记》的批判，1966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发生的《请看吴晗同志解放前的政治面目》等文章，分明是将“批判”引向政治方面。

到了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亮睛，辨别真假》不仅给“三家村”定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基调，还发了打倒一大批的叫嚣。

到了5月10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刊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叫喊要上揪“指使”、“支持”、“捧”者，挖“最的”下扫“三家村”“在新闻、教育、文艺、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

这些文章实际上都是合著5月4日到5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个人，当他“受到时代神从四面八方施加的威胁，最迫的事莫过于使他及早看清楚他的意志所必须选择的方向”

胡昭衡选择“错”了，他顽固地持着过去信奉的并为之奋斗不息的一切最神圣的原则。5月7日他去牙新河工地参加劳动，在东效区农民住地和周官屯区现场办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5月8日发表的两篇文章在当时足可以说是震动全国的“冲锋号”和“重磅炸弹”但是在胡昭衡上居然毫无反映。在他的日记上也一笔未记。他继续抱住自己的“西瓜”不放。请看这一天的日记：

1966年5月8日

昨夜失眠，只睡了一个来小时。

饭后给各级讲了市内情况和对工程最后阶段的意见。

去三分支各工地看了，又去各区工棚中视察。

下午参加劳动，跟河北区小关街社会青年在一起劳动，三个半小时。

晚，给戏校京昆班谈社会主义革命与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他们演了《红娘军》与《黛诺》各一小段。

对“文化大革命”如此不情、不积极、不理解、不当回事，一门心思在那里搞经济建设，想多为天津市办几件实事，也难怪胡昭衡会“突然”受到批判，二十天愁白了发。正像当时习惯语言所讲：社会和人群都于“大动、大分化、大改组”之中。与胡昭衡“秀才往”的三个人也有了各自不同的“选择”

周扬“选择”了“毁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随着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他与彭真等一被打倒了。

自认不懂经济，只搞“阶级斗争”的康生就无须多言了，事后令胡昭衡目瞪呆的是陈伯达这个秀才。4月7日他们在天津共晚餐告别时，陈伯达还在大讲“工业化”、“电化”、“技术改造”、“治碱挖渠”、“参加劳动”以及“计划生育、控制人”谈一晚上也没谈一句“文化大革命”或“阶级斗争”那一晚甚至有这样一幕：

胡昭衡认真劝：“伯达趁力尚好，你该拿延安那劲，再多写几本宣传泽东思想的好书好文章。”

陈伯达不看胡昭衡，目光一直“陷”在茶杯里、盯着茶不来，半天才喃喃两句：“我讨厌别人只把我看作夫、秀才…这个话你不要记。”可是，一个月后，他已经成为“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猛烈开火的主要角之一。多少年来，时时不忘问一句“有什么消息吗？”现在终于得到“报偿”他总算摸到了“来”辨准了“风向”判明了“形势”虽然他再三再四、再八再九地讲自己“写作能力不，最大的能力是行政能力”但是，这“能力不”的一项也足够“类萃”只要他“动起来”就可以“发挥了”

于是，令人失笑的历史闹剧发生了。1966年6月1日，当胡昭衡为他的过去开始作第一次检查时，过去与他联系密切的陈伯达却率领工作组驻人民日报社夺权，并且从发表社论《横扫一切鬼蛇神》开始，连续发表社论，把《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向全国，从而使一场全局的、历时十年的浩劫汹涌翻地展开了。

不过，运动刚开始之际，还没有几个人能看清问题的实质。当胡昭衡面对窗外扯天扯地的雷暴雨时，他还是抱了真诚的愿望，想经受考验和锻炼，想反修防修，要脱胎换骨，继续革命。尽这个“革命”的廓很模糊，但他天真地相信：真理并非总是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外形：只要它像在我们四周轻轻飞翔并带来和谐的灵，只要它像庄严而亲切的绕梁三日的钟声，那就够了。

当胡昭衡回到桌前继续写他的检查时，情绪仿佛随着雷暴雨一发过了那样；窗外的雨渐渐变小，他的心也渐渐平静。他甚至晃过一念：陈伯达已经成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他总该了解我吧？最后总得说句公平话吧？…

1967年3月28日，夜幕已经不像冬日降得那么快，伏尔加牌轿车驶钓鱼台国宾馆时，透过树梢仍能望见西天边上的最后一抹青辉。虽是坐在汽车里，胡昭衡仍然可以觉到的气息。冬日萧条的树枝，如今都像浸过一般膨胀起来，鼓突饱满的苞芽。可以想到风已不那么刺肤，并且漉漉地增加了分。

“陈伯达够朋友。”胡昭衡这一刻确实充满谢之情。二十天愁白了发，回到天津后经受了批斗、抄家，到了十月份，总理办公室来了一个电话改变这一切。正在接受批斗的胡昭衡被接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随即穆欣来看望，转达陈伯达的问候，说李树夫给陈伯达写过信，反映胡昭衡蒙冤受屈的情况。陈伯达向该打招呼的人及时打了招呼。后来解学恭去天津当革委会主任时，也证实了这一，对胡昭衡说：“伯达同志跟我打过招呼，说天津市的工作，胡昭衡是可以依靠的。”

送走穆欣时，胡昭衡动地说：“伯达同志过去反复跟我说，他写作能力不，最的还是行政能力。我始终不理解。现在他已经成了中央主要领导者之一，看来我不会看人，他确实不只是夫秀才呀…”

“伏尔加”停在十五号楼，胡昭衡下车便了一下钓鱼台的新鲜空气，与他同车而来的江枫，也了一气。陈伯达在接见市革筹小组全成员之前，先单独接见他们两位原天津市负责人，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荣誉。

当然，陈伯达不会像过去那样迎候在半路，甚至也没有楼迎新，但胡昭衡并不觉有异。毕竟陈伯达的地位已经在上，不能还像过去那么随意…

“老相识了，找来随便谈谈。”这是见面时陈伯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