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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英夫与中共领袖(10/10)

哈努克亲王什么时候从法国出发,什么时候到达日内瓦,一定要搞准。我01必须准时到别墅那里去迎接他。”结果,陈毅提前十五分钟到达别墅等候,西哈努克与莫尼克公主由法国到达日内瓦后,第一个迎接、拜会他的是陈毅,第一个向他通报会议情况的也是陈毅,西哈努克非常感动。到会场时,他特意挽住陈毅的胳膊一同走进会场。陈毅交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看到他们焦急。自己不免也就“沸腾”了,戎马一生,枪林弹雨闯过来的,他的情绪是容易“沸腾”的,而且“沸腾”就免不了“放炮”

“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陈毅声调激昂,不容置疑“而且一定要开好!”他把话讲死了,一炮打出没留余地。由于形势不明,政治动乱,意见不一,会议无法举行,各国代表纷纷离开,周恩来也从开罗回国去了。

本来许多亚非国家很尊重很信任中国,陈毅一炮放空,造成一些不好影响。

陈毅自知有错,一回北京就赶去见周恩来“请罪”

“总理,我一炮没放好…”“你无组织无纪律!”周恩来声色俱厉,声音格外大“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谁给你的权力?”

“我错了。”陈毅立正,痛快干脆地承认。

“你要作检查,必须作检查!”

“是,总理。我检查。”

陈毅元帅走了。雷英夫曾悄悄问周恩来:“总理,你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恩来对周围工作人员严肃地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到诸侯国谁敢批评他?”工作人员都深受感动。周恩来与陈毅的友情是尽人皆知的,但在原则问题上绝不放松迁就。原则就是原则。

周恩来无论批评谁,绝不会有人因此而产生隔阂和怨恨,因为他的批评都是出自爱护,对事不对人,对工作按原则要求,对人总是怀了一颗热情友好的心。他越批评你,你越感谢他。“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要揪走陈毅时,周恩来挺身而出,喊出“除非从我身上踏过”这就是他对待战友和同志的态度。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保护

如果说,雷英夫的成长和工作上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得到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心与帮助。那么,后来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便将他亲自发现的“洛阳才子”推下了深渊。尽管毛泽东与周恩来亲自出面保护,在那样的形势下仍然作用有限,雷英夫几乎被彻底毁灭。

早在延安“抢救”运动中,周恩来就曾亲自出面保护雷英夫,前面已经讲过。到了庐山会议之后,雷英夫又一次遇到麻烦。

彭德怀和黄克诚受到错误处理,总参作战部成了某些人瞄准的目标,部长王尚荣和副部长雷英夫受到恶意攻击。

有人向中央和中央军委告状:

“王尚荣是彭德怀的干儿子,雷英夫是彭德怀的大红人,彭对他们信听计从。”

“作战部在彭直接领导下,王、雷值得中央密切注视…”

那段时间雷英夫很苦闷,他本来可以找周恩来诉说委屈,他随时可以见到周恩来。抗美援朝时他到总参作战部任副部长,曾给周恩来写信,想专心搞作战。周恩来指示:“同意。但你必须住我这里(西花厅),随叫随到,不能摘帽子。”所以,雷英夫到总参作战部后,始终兼任了周恩来的军事顾问。他随时可以向周恩来诉说委屈,但他没有这样做。他认为这样做不太符合组织原则。怎么能因个人的事情越过组织直接找总理呢?

不过,他心里还是希望总理能表示个态度。毕竟总理是了解他的。

一天,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李富春、陈毅、贺龙等将领开会,叫王尚荣和雷英夫一道参加。

会前,周恩来用他那温和的带些淮安味道的口音说:“王尚荣、雷英夫和作战部,与中央是一条心的。他们和彭德怀、黄克诚同志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毛主席清楚此事,外面有些议论是不妥当的。”

陈毅快人快语,立刻接下一句:“总理呀,雷英夫的情况你是最清楚的了。”

贺龙跟着点头:“他怎么会反党呢?毛主席也是清楚的嘛。”

李富春吸着香烟说:“是呀,谁都知道雷英夫一直在总理身边工作,他的情况总理最有发言权。”

会前的这些谈话,使王尚荣和雷英夫很快获得解脱,放下包袱,集中精力重新投入工作。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为了篡党夺权,首先抓“枪杆子”和“笔杆子”军内斗争很激烈。

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在康生授意和指使下,写下第一张大字报,使北京大学成了当时运动的一个热点。到七月底八月初,北大校园闹得厉害,两种观点两派意见激烈交锋,有几十名学生联合写大字报反聂元梓。江青和康生去北大坐镇支持聂元梓,这些反聂元梓的学生选出两名代表与江青展开激烈辩论,这两名学生,一名是贺龙的女儿,一名就是雷英夫的女儿。

那场辩论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实事求是讲,这两名女学生在当时只是被几十名高干子女推荐出来,没有什么群众基础,所以很快便垮了,被抓了起来。

江青被这几十名高干子女围住质问、辩论三个多小时,憋了一肚子气,回来就要求见毛泽东。

8月7日,毛泽东接见江青和康生。江青一进门就夸大其词说:“主席啊,我在北大整整被围困三个多小时,那真是一场恶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相当猖狂的呀…”

毛泽东不动声色,坐在那里吸烟。他知道江青的毛病。

“挑头的两个人,一个是贺龙的女儿,一个是雷英夫的女儿。”“都是娃娃儿。”毛泽东淡淡一句。

“问题就在这里。出头的是娃娃,他们这么闹,说明背后有人,就是贺龙和雷英夫这些人支持!”

毛泽东把手一摆:“你不要讲了。雷英夫从小在我身边长大的,他是我们的人,你不要把阵营都搞乱了。贺龙的情况中央也是知道的啊,快把娃娃们放出来。”

这样,毛泽东保护了贺龙和雷英夫,保护了他们的子女。江青碰了壁,灵机一动,把毛泽东的讲话传达给了贺龙、雷英夫等人,目的无非是“拉过来”当然,目的并未达到。

康生要比江青有头脑。江青向毛泽东告状时,他不多言语。在延安他就知道了雷英夫的背景,他明白,靠几个娃娃的表现来定雷英夫这种人的案是根本不可能的,叫嚷多了徒惹毛泽东恼火。

康生不露声色,从毛泽东那里回来,心里已想好主意。毛泽东发现的人才多了,打倒的并不多,关键是“变了”蜕化成“资产阶级分子”、“党内走资派”

他是整人的老手,立刻组织力量收集材料,罗织“罪名”不出一个月,抛出一份“战略特务”的“罪证材料”那是足以定死罪的“证据”

江青和康生一道把这份厚厚的“罪证”材料送到周恩来手中,他们要将周恩来的军。雷英夫就在你身边工作,现在“铁证”如山,看你怎么表态?

当时的混乱局面,有些问题一时不清,周恩来在问题搞清之前确实不好表态,便将材料转送毛泽东。毛泽东看过这些材料,在当时形势下也不好一口否定,便抓笔批下八个字:“不可不信,不可全信。”这是有保留的态度,使江青和康生一下子整死雷英夫的打算落了空。

但是他们也得到了进一步迫害雷英夫的机会,将雷英夫关起来审查,并抄了他的家。

抄家中,他们抄到一张雷英夫1946年在军调部工作时的照片。那时,在军调部工作的我军代表穿的衣服与国民党一样,还带军衔。江青一见照片,如获至宝,立刻驱车去钓鱼台,向在那里开会的周恩来发难。

一进会议室门,江青便大声宣布:“雷英夫反林彪、反康生,他就是要篡夺毛主席对军队的指挥权!”参加会议的人都被这没头没脑的一番宣布闹得莫名其妙。正发愣间,江青把照片一举:“我有证据!你们看,这就是铁证。红卫兵小将立了大功。抄出来了,挖出一颗定时炸弹,一个国民党的战略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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