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屋以后，这个推断立刻就得到了证实。那位穿着漂亮靴的先生就躺在我的面前。如果这是一件谋杀案的话，那么那个大个就是凶手。死者上没有伤痕，但是从他脸上显来张、激动的表情，却使我信在他临死之前，他已料到他的命运如何了。假如是由于心脏病，或者其他突然发生的自然死亡的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的面容上也决不会现那张激动的表情的。我嗅了一下死者的嘴，嗅有酸味，因此我就得这样的结论：他是被迫服毒而死的。此外，从他脸上那忿恨和害怕的神情看来，我才说他是被迫的。我就是利用这淘汰一切不合理的假设的办法，终于得到了这个结论，因为其他任何假设都不能和这些事实吻合。你不要以为这是闻所未闻的妙论。迫服毒在犯罪年鉴中的记载，绝不是一件新闻，任何毒学家都会立刻想到敖德萨的多尔斯基一案和茂姆培利耶的雷吐里耶一案的。

胡涂的烂泥路而已。可是，在我这双久经锻炼的睛看来，小路上每个痕迹都是有它的意义的。侦探学所有各个门中，再没有比足迹学这一门艺术更重要而又最易被人忽略的了。幸而我对于这门科学一向是十分重视的；经过多次实践以后，它已成为我的第二天了。我看到了警察们的沉重的靴印，但是我也看到最初经过园的那两个人的足迹。他们的足迹，比其他人的在先，这一是很容易说明的；因为从一些地方可以看，他们的足印被后来人的足印践踏，已经完全消失了。这样我的第二个环节就构成了。这个环节告诉我，夜间来客一共有两个，一个非常大，这是我从他的步伐长度上推算来的；另一个则是衣着时，这是从他留下的小巧致的靴印上判断来的。

“现在要谈谈为什么这个大问题了。谋杀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抢劫，因为死者上一东西也没有短少。那么，这是一件政治案件呢，还是一件情杀案呢？这就是我当时面临着的问题了。我的想法比较是起重后一个。因为在政治暗杀中，凶手一经得手，势必立即逃走。可是这件谋杀案恰恰相反，得非常从容不起，而且凶手还在屋里到留下了他的足迹。这就说明，他自始至终一直是在现场的。因此，这就一定是一件仇杀案，而不是什么政治的，只有仇杀案才需要采取这样心积虑的报复手段的。当墙上的血字被发现后，我对我自己的这个见解也就更加信不疑了。这是故布疑阵，一望便知。等到发现指环以后，问题就算确定了。很明显，凶手曾经利用这只指环使被害者回忆起某个已死的、或者是不在场的女人。关于这一，我曾经问过葛莱森，在他拍往克利夫兰的电报中，是否问到锥伯过去的经历中有过任何突的问题没有。你还可以记得，他当时回答说他没有问题。

“离开屋以后，我就去葛莱森疏忽未的事了。我给克利夫兰警察局长拍了一个电报，仅仅询问有关伊瑙克·锥伯的婚姻问题，回电很明确。电报中说，锥伯曾经指控过一个叫杰弗逊·侯波的旧日情敌，并且请求过法律保护，这个侯波目前正在欧洲。我当时就知了，我已经掌握了这个秘密案件的线索了。剩下要的就

“以后，我就开始把这间屋行了一番仔细的检查。检查结果，使我肯定认为凶手是个个，并且还发现了其他一些细节：例如印度雪茄烟，凶手的长指甲等等。因为屋中并没有揪打的迹象，因此当时又得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地板上的血迹是凶手在他激动的时候的鼻血。我发觉，凡是有血迹的地方，就有他的足迹。除非是个血旺盛的人，一般很少有人会在情激动时这样大量血的。所以，我就大胆地认为，这个罪犯可能是个力壮的赤面人。后来事实果然证明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