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跑翻到路边的沟里。

“停车，快停！”总理下令。司机刹住车，总理下车就奔去抢救人。那个老农民已经爬起，看样伤得不算重。可是总理不走了，下命令说：“赶快用我的车送老汉上医院检查，我们就在这里等吧。”

我说：“总理，汛期快到了，岗南.库那边还等您去汇报…”

总理摆一下手：“来得及。你们不要说了。”

一直等到送老汉的车从医院回来，报告老汉没什么危险，总理才上车继续赶路。

年在北河，总理的车经过一座木桥时，隆隆的木桥震动声惊了河对岸一辆车。惊朝桥旁的斜坡冲去，把车上拉的一名病号给掀了下来。总理上下令，又是跑去病号旁。那病号长了一毒痂，目惊心，总理却像父亲一样毫不嫌恶，仔细察看了农民的病情，上命令送医院。

到住地后，我们后怕的是，如果惊冲过来，把总理的车撞挤到河里该多危险，总理想的却是那个病号，一门就给医院挂电话，询问病情伤情…这样的例还可以举一些。比如有次总理外，车开到府右街时，一个女孩骑自行车猛地从临街胡同里冲来，撞到总理的车上。女孩是自己撞到汽车上，当时总理的车已急刹住，所以女孩没受什么伤。但是细心的总理发现女孩衣服挂破一块，上叫警卫去买件新衣服给那个女孩送去了…然而，总理坐快车也是遇过危险的。

记得那是1961年6月15日下午，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

总理定于下午2半到钓鱼台看望来访的越南总理范文同，然后陪范文同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万人迎大会。

总理的时间以分秒计算安排，外都是选最近的路以能够允许的最快速度行驶。那天行驶的路线是：府右街——西四——阜成门——钓鱼台。

以往习惯，总理坐右排左侧，成元功坐后排右侧，我坐前排司机旁位置。司机杨金明技术一，两手在驾驶盘上大幅度地来去。那时北京城里汽车不多，我们的车速很快，箭一般驶了阜成门城楼。这时，路变宽，行人更少。视野远阔，杨金明加大油门，车像要飞起来一般。

就在这时，突然从路南一个大门里钻一辆大卡车。理说，这家伙右拐东行，两车各走一边，互不妨碍，所以老杨并没减速。谁料到呢，大卡车就像国民党特务制造暗杀事件一样，在两车即将会的刹那，突然驶逆行，既不开大迂回指示灯，也不鸣笛，直向总理座车撞过来，在那间不容发之际，老杨猛踩刹车，疾向右闪避。不料想，右前方正是一大的泥电线杆，大卡车撞过来将把总理的座车在电线杆上挤扁。

一切都是在刹那间发生和完成的。老杨惊叫一声：“不好！”几乎是在他喊叫的同时，我扭转想扑过去保护总理，这完全是一本能，在猛烈对撞中这个动作有多大意义就不得而知了。但座车是三排座，在我和总理之间还隔了一排活动椅，用不上力。

我绝望地叫一声：“总理！”

说时迟那时快，成元功侧用自己去掩护总理并且用左手护向总理心脏位。

总理的右手也用力支撑住前排座位的靠背，准备迎接那威猛剧烈的一撞。

也就是杨金明了，换别人简直不可想象怎么避开这比蓄意谋杀还要凶狠的冲撞。

杨金明那声：“不好”刚，方向盘已经快似陀螺地疾转，车如脱兔地窜向左，避开泥杆，驶向左边的逆行。

现在的形势是大卡车冲向右边逆行撞我们，我们向右避不开就冲向左边逆行，与大卡车对换了位置，都了逆行。但大卡车似乎不死心，在我们左闪的同时，这家伙也又扭冲回左边，还是要撞！杨金明脚下死命一踏刹间，方向盘疾转，座车猛甩了180度的大调，嘎然停住。这大调产生的离心力，使总理我们3人都摔倒在座椅上。现在是车后对着卡车，它要是撞，也只能撞着我们一朝前冲，不会发生致命的危险了。爬起看时，那辆卡车在大路中间来了个大迂回，不再向我们追逐冲撞，不打灯不鸣笛，大摇大摆驶回它刚才驶来的那个院里去了。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一样，他也本不在乎他的“谋杀”行动。

这样重大事件，总理却平平静静说一句：“快赶路，去钓鱼台不能误。”

汽车又“飞”起来，直冲钓鱼台。杨金明脸苍白，目光闪闪地警惕着路面，以最快的速度冲向钓鱼台。驶大门时，总理评论一句：“老杨技术，理得好，今天避免了一场大车祸。”

下车后，总理严肃地嘱咐成无功：“你去查一查那个卡车是怎么回事？”

我跟总理去看范文同，成元功去调查那个卡车。他很快查明了原因。

驾车者是电车一厂的一名维修工，既无执照又不懂通规则，那家伙是私自偷开车，跑来玩的。真是混透，差当一个千古罪人。

总理却仍然关心这个肇事者，让成元功转告厂领导，要加制度理，对这位工人要好思想工作，规章制度行批评和理，决不许因为是冲撞了总理的车而加重分。

不过，人的素质太差时，你就是教育、批评、分也未必起多少作用。这个肇事者闯这么大漏，仍然不取教训，后来又违反规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电车压死了。

经调查，责任全在他本人，是他违反了规程制度。

所以，现在我一看到电视和报纸上拿来示众的那些通肇事者，心里就一火，总觉得对这些人理应该再重些。

第4个特是公私分明。

那天，周恩来要去人大会堂接见外宾，他乘车由西厅开至北京饭店，理发刮脸之后再驱车去人大会堂。

在北京饭店上车时，周思来轻轻拍一下司机老杨的肩膀，提醒说：“从西厅到北京饭店算私事，从这里到人大会堂才算公事，你不要又笼统搞错帐。”

杨师傅说：“总理放心，我早记上帐了。”

周恩来在建国后，一直持私人用车要自费。工资发下后，钱归我，工资表他一定要过目，就是检查是否扣除了用车费和外用餐费等。他把看戏、舞、到公园散步、到饭店理发算作私事，把去医院看病人，到民主人士家拜访及看望外国朋友这类亦公亦私的事也都算作私事用车，都持自费。他乘车的记帐，先由我记；后来嫌我记的帐有疏漏，转钟步云记。老钟遇空难后，就直接由司机杨金明本人记帐了。总理说：

“你开车你记帐，这样不会现疏漏。”

帐记下了，通门如果忘记或没时依照帐目从他工资里扣钱，通门要挨批，我们也会挨批评，责任是没有提醒通门扣钱。在这样严格的要求下，自然再不会发生用私车漏钱的情况。

周恩来无女，但侄侄女及亲戚并不少，这些人来看总理，那是坐公共汽车。周恩来曾明确规定：我的任何亲属都不许派车。

有次，他的一个侄一个侄女相约来看望，同周恩来邓颖超，一吃饭谈话。来时，已是晚上7多。我从门前过，见他俩正焦急地小声议论：“唉呀，来不及了！”

“可能已经开演了，快走吧…”

我心里一动，停下来问：“你们要啥去？”

“到工人俱乐看演，来不及了。7半就开演…”

我看一表，说：“来来，我送你们去。”

我们这些人都会开车，我用车把他们送到工人俱乐，回来正碰上邓大的秘书。

秘书问：“你啥去了？”我心知不妙，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应付：“没啥。”

可是这位秘书还是猜到了，报告了邓颖超。工夫不大，周思来和邓颖超一同把我叫去，像这样共同与我谈话还是少有的，可见问题严重了。我不敢说谎，老实承认用车送人了。并解释说：“这是特殊情况，不然就要误了看演。”

“你以为这是对他们好吗？”周恩来皱着眉盯我：“晚到几分钟，少看一段有什么了不起呀？你是帮助他们搞特殊，助长他们的优越！”

我不敢回嘴，低下，赧颜地闷声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