龋齿，持替他检查。他只好坐在藤椅上，张开嘴。

果然是牙床发炎，得厉害，已经化脓。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了命。我想起主席说的话。他笑了。我说：“这次可是真病了，牙床化脓，淋大，你得吃药，吃抗生素。”

泽东疼得直皱眉，却仍然在笑：“你们这些医生呀，就喜用药。

“是呀，有病不用药怎么行？”

“我不用药。”泽东有时很像一个固执的孩，连连摇，一边还疼得凉气。

“别讳疾忌医呀，这是您常讲的话。我知跟主席打难，最好的办法是用他的话去攻他。

“我不忌医我忌药。你有不用药的办法吗？”

“病重了不行，重了必须吃药。吃抗生素很快可以好。”

泽东经常是凭直觉办事，而他这样的伟人的直觉有时确实木三分。他说：“我不用药。你吃药好了，你的抵抗力就没发挥作用，就得不到锻炼。应该调动自抵抗力对付外来侵略。总用药抵抗力就会衰退，再有细菌侵就要大。只有经过斗争抵抗力才能变大。

我问：“照这样说，还生产药什么？”

泽东说：“只有抵抗力不行时，才用药助他一臂之力，反败为胜。这次我要看看我的抵抗力能不能战胜？”

我说不过他，只好妥协：“那好，我要多观察。要是你的抵抗力不能战胜，我还得用药。”

几天后，泽东没用抗生素便好了。他得意地笑：“怎么样？我的抵抗力战胜了。自力更生么，不能光依靠外援。天下万事万，都脱不这个理。

在我的记忆中，泽东患小病，我给他药，他全给我回来了。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徐医生说，你这个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全听你的话我就完了，全不听你的我也不行。”

他病比较重时，也有听我话的时候。但是用药也是再三询问。我是大学毕业，可以讲一一理。他信服了，便自觉用药。早在1953年，他便多次对我说：“中药和中国菜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不信你往后瞧。

说服主席用药难，毕竟是医生和病人的合问题，何况多数时候泽东是正确的。应付江青难，就完全是另一质了。

我和江青争吵，多次闹到泽东那里。罗瑞卿、汪东兴、傅连漳等同志都知这个情况。最初，事情并不是从医疗上引起。

江青脾气霸，卫士和护士没有不受欺侮的。我正年轻，看不惯，便去泽东那里告状。泽东每次都是支持我，严厉批评江青，有时批得相当厉害，甚至发脾气喊：“，你给我去！”

江青发现是我告状。记仇了。她找不我医疗上的病，便随便扣帽。

江青有时也吃安眠药。我们会诊后，经研究给她药。有一次，她突然大吵大闹，说让她吃安眠药的全是反革命，想用毒药害她。这条罪名安上是要坐牢杀的。事情闹起来，她拿不证据，我也无法澄清，她就是说她中毒了。定不了案，她便赶我走：“让他走，这里不要他，上让他给我走！

担这分嫌疑，我虽离开日也不好过。吴旭君同志便将这件事报告了泽东。她说：“徐涛同志如果是反革命，那么我也是反革命了。要理就一起理我们两个。”

泽东听说了这件事，异常气愤，发了脾气。当即叫来江青，斥问：“徐涛是我的医生，你有什么权力赶走？”泽东一旦真动怒，江青轻易不敢吵闹撞，有时还要自我批评。泽东非常严厉他说：“他们为我看病为我服务，从本上说不是为我个人，而是为党为人民工作，你凭什么就能赶他走？你怎么赶走的就给我怎么请回来！你要给我向他当面歉！

江青退来，不敢公开违抗，只好又让我回来，并且当面向我歉。她原以为我也会自我批评，至少会说几句客气话。可是，她加给我的全是莫须有罪名，我怎么可能说客气话呢？为此，江青更恼火我，逢人便讲：“徐涛那么大架。我都向他歉了，他就不一自我批评。”有的同志将话传给我，劝我去讲几句。我那时血气盛，自认没错，到底不曾说一句客气话。

于是，这件“不自我批评”又成了她下次整我时的罪名之一。我曾几次被她赶走，都是泽东命令她把我请回来。当时，副卫士长孙勇等同志也常向泽东告江青的状。泽东多次当面批评江青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对我和卫士们不止一次说过：“江青这个人哪，我跟她搞不来，谁跟她也搞不来！”

1959年，江青在广州又一次发脾气赶我走，她常为一些小事发无名火，有时她自己心情不好也找边的人撒气，你就是再小心也不行。她外散步，问外边冷不冷？卫士说不冷。她一去就发脾气：“这么冷你说不冷？你安的什么心！回来打扑克。又怪卫士错牌，喊起来：“去，你给我去站着去！”

卫士在走廊里罚站几小时。我劝他走，我说我给放哨，江青什么时候来我再叫你来站。卫士非常忠厚老实，就那么站着不走。我请省公安厅厅长从中劝说，厅长在江青盛怒之下不敢多劝。后来这名卫士给北京打电话，报告卫士长，卫士长又报告了泽东。这件事把泽东气坏了。他当即指示，让这位卫士回北京，不要再给江青服务。

江青肚里更憋火，便朝我发。就像世上某些常见的情景。她开始是生闷气，当着我面摔门，把门摔得很响。我也气盛，反过来也用力摔门，声音更大。这下她发作了，喊叫起来：“徐涛，你摔谁？不想你就走，上给我走！我看了她一，什么话也不说，拿起药箱就走。可是，她又喊起来：“你走你的，把药给我留下！”我说：“那不行。这药是我负责的，我是医生。我不能留。留下来你再中了毒，我负不起责任。”她说：“我叫你留下！”我说：“医生不能这样。”后来，由省公安厅为她另派了卫士和医护人员。

这件事后，我考虑与江青结怨已，留下继续工作已经不方便。过段时间，寻找一个机会，向泽东提希望回医院工作。

泽东不愿我走。但是，他还是理解了我。他曾手指江青说：“你这个人非常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很少有人能跟你搞到一起！

那时，要想在泽东边工作下去，就得适应江青。否则，她总闹事，对泽东力牵扯很大。泽东整天考虑国家大事。这样牵扯怎么受得了？所以，后来泽东与江青分居，我是完全理解的。泽东是全党全国人民的领袖，不能让江青这样无休止地去扰和牵扯泽东的力啊！

泽东最后说：“这样吧，你这么好个医生，给我一个人办事也太浪费。你还是到群众中去，到北医。但我们熟悉了，我有病有事就找你。

泽东始终相信我、关心我，我和吴旭君同志结婚，他向我们贺喜，并送我们一新版的他的选集。我们生了一个女儿。他又祝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