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内蒙古实行的是放垦开荒政策，到了北洋zhèng fǔ时期，为了在该地攫取更多利益，更是得到了加强，不仅增设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 1928年更是改为权力更大、范围也更广的行省制度，到处设立垦务局，从而引发了大面积的抵制、反抗放垦斗争。

自1929年起，境内先后有前郭尔罗旗陶克陶胡起义抗垦，科左前旗嘎达梅林抗垦，西部乌审旗白音赛音起义抗垦，准噶尔旗丹丕尔起义抗垦，扎萨克旗旺丹尼玛起义抗垦，达拉特旗胡尔嘎起义抗垦，1943年伊盟七旗联合抗垦等。

这也为时年不过二十多岁的德王提出所谓的“改革旗政，出问蒙事”的梦想，无形中提供了广阔的现实舞台。

1930年，以吴鹤龄为代表的一大批蒙古族青年，因不满国民zhèng fǔ的治蒙政策，以内蒙古各盟、旗代表组成了庞大的内蒙古代表团，前往南京举行声势浩大的请愿。

时任锡副盟长的德王立即抓住时机，联合锡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丹、乌盟盟长云丹旺楚克、伊盟盟长沙格德尔扎布会商，趁机通电宣布成立所谓的“蒙政会”以云王为委员长，索王、沙王为副委员长，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上，整个事件咱中都由德王一手cāo办。同年10月，各盟旗选派代表赴京请愿国民党zhōng yāng批准“蒙政会”

与此同时，德王还派私人代表秘密面见蒋介石，一方面报告日本人进出西蒙地区的情报，表面请示实则威胁，用这种手法从南京zhèng fǔ和日本满疆zhèng fǔ中骗得了多种请拨经费和名目繁多的军费开支。

这样声势浩大而又两面暗中使劲的一场所谓dú lì运动，自然得到了蒙古各阶层和各派的一致赞同、支持。

1934年3月，正于中国工农红军打得不可开交的南京zhèng fǔ，被迫批准成立“蒙政会”并在其后的四月间在百灵庙举行了隆重蒙政会成立典礼。蒙政会委员中包括白云梯、克兴额、吴鹤龄等国民党zhōng yāng党政官员，也有阿拉坦鄂齐尔、达理扎雅、郭尔卓尔扎布、卓特巴扎普、尼玛鄂特索尔、荣祥等各盟旗执政王公。还吸收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为工作人员。

由德王发动和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终于修成了“蒙政会”这样的正果，也不得不让人感慨真是乱世出英雄，乱世俱是jiān雄横行啊。

不过，犹如一阵旋风刮过的突击营骑兵军，对德王而言同样也是虚惊一场。除了一路呼啸而过之时，顺手又捎带着灭了一些匪患之后，压根就没有任何逗留的意思，连所有军队惯常的走一路一路都要鸡犬不宁的现象都没有，仿佛真如他们自我宣传的那样“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于是，真正坐卧不安的，最后只剩下三个人了。

没，正是历史上那三位坐拥青海、宁夏、甘肃等西北重镇的“三匹恶马”——马步芳、马步青和马鸿逵。

原因不说都，因为像一路旋风刮来的骑兵军，一路走，一路都没有停过。可是到了西北境内，他们却突然停了下来，而且恰恰偏偏停在了他们正在调兵遣将的各个要隘上，有时走走，有时停停，不他们想干。

而更要命的是，一封接一封来自南京的急电，既让这三匹“恶马”打出一口气，又让他们从心眼里泛起一阵阵的苦水。

电文不仅多、快，而且前所未有的严厉和直言不讳：

“着令西北各部，对突然入境的不明骑兵武装，决不可轻举妄动，违令者将严惩不贷。”

这是为呢？